逃出中国两年多了，但回想往事，依然不少事令我瑟瑟发抖，曾经中共就本人翻墙并在网上发表有关评论的事对我进行约谈（俗称喝茶），这算是我最沉重的梦魇。
我是从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想办法翻墙上网的，因为政府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是歇斯底里的，他们封锁了有关疫情的所有信息，封控一切真实言论，也抓了不少敢于说真话的人。剩下的只有政府的一种声音，你不知道是真是假的“权威发布”，看到的是可笑的核酸检测，把人拉走隔离，不少人死于疫情，更多人死于严苛的疫情管控措施。只有在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邪恶的政府，一个坏到骨子里的政党，也才意识到只有真相才可以救命。
疫情期间，在中国只有翻过那堵网络防火墙，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，才能看到不同的世界，想要寻找疫情的真相，想要了解真正有效的防控措施，想要提前躲开政府一刀切式的防控措施，只能翻墙到海外的互联网上来。在琳琅满目的消息中，笨拙的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，尽可能的用这些信息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
而自学翻墙使用vpn的技术，在这个过程不仅仅艰辛，看到真实信息的第一次不仅有好奇的猎奇心理，还有对政府警告我们不能翻墙的恐惧，这种复杂的情绪，曾经让我在无数的夜晚里失眠。直到今天，我已经逃了出来，但想起曾经的恐惧，我依然心有余悸。
翻墙出来当然会有后果，曾经想过办法，怎样躲过政府的监控，让他们找不到我，置身海外以后才意识到，在那个国度里，你怎么努力，你在网上都是透明的。在国内上网几乎都需要实名认证，绑定手机号，这一切本来就已经把自己全部交出去了，但凡你有一丝一毫的“越界”，想要找到你就不会是“能不能”的问题。
第一次被喝茶，就是因为向家人散播“疫情封控”的“谣言”，不小心在微信群里警告在上海的家人，请他们准备好封控在家的食物和药品。他们找到了我，一群人，10多个人，有派出所的，有街道办的，有小区业委会的，还有国安的，他们敲开了我家的门，吓坏了我当时的妻子和孩子。他们语气强硬的要求正在上班的我立刻马上回家，接受调查。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家里的电脑，手机都被警察做了查封的准备，当然我回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对我的盘查。你是怎么知道疫情管控的消息的，你是怎么在群里发消息的，你还给谁发过消息。你为什么翻墙，翻墙都做了什么，有没有推特账号，有没有脸书账号，有没有油管账号！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交代！我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周旋，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，他们貌似什么都知道，看我一开始不说实话，就决定把我带回所里！去到派出所，马上就坐了老虎凳，他们轮番审讯我，本来还想抗一会的，只好和盘托出，在那个40多个钟头里，恐吓，强光照射，饥饿审讯，疲劳审讯，就差动手打人了，也许知道我还算是个读书人，最后还是没有对我动武。直到我实话实说，他们才透露出来，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了，我所有的账号他们也都全部掌握，这种惊讶、恐惧、无奈、无助的感受，我终身难忘。家里妻儿也在忐忑中度过了那40多个小时！这也成为我离开中国后，不得不以离婚的方式来杜绝家里人来面对这种恐惧。
一群人闯入你的家里，你无权选择沉默，无权拒绝开门。
从第一次喝茶以后，我强迫自己切断了墙外世界的一切联系，直到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真实的信息，我无法忍受墙内媒体的谎言和无休止的赞歌，更无法忍受这个政府丧事喜办的作风。我开始重启翻墙，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，以求翻墙和躲过监控和审查。当然，从现在看来，我当时所有的行径都是无效的，只是让他们开启了第二次、第三次找我喝茶。
老实说，看到《网络犯罪防治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“终于要管了”，而是“这又要多一道枷锁了吗？”
作为一个普通互联网使用者，我不是黑客，也不是什么网络“灰产”，我每天上网只是查查资料、刷刷评论、发点牢骚、看看朋友的生活。可在这部法律的条款里，我似乎也成了“需要被防治”的对象。
草案里提到要强化网络监管、严打网络谣言、封堵违法信息听起来都是为了社会安全，可问题是——谁来界定什么是“谣言”？谁来判断一句话的“危害性”？言论这件事，本就不该只有一个声音来定义。
如果动辄删帖、封号、追责成为“预防网络犯罪”的常态，那普通人表达自己、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。
还有一点我特别担心：各大平台在这种压力下，往往会采取“宁可错删一千，不放过一言”的做法。这样一来，真正的歹人仍然有办法绕过审查，而普通人的声音反而被消耗在“安全”的名义下。我不是要反对治理网络犯罪，而是想问一句：有没有办法做到既防住犯罪，又不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罪犯看待？
互联网是公共空间，但它更应该是思想流通的地方。法律当然要有，但法律更要讲比例、讲边界。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只希望有基本的隐私、有表达的自由、有不被误解为“违法”的说话权。也许这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网络中的人而言，却是最基本的安全感。